荣宝斋继承了松竹斋的全部业务，并把荣录堂经营《缙绅录》的业务带到荣宝斋来。所以荣宝斋最初的名称是“荣宝斋缙绅南纸店”。

何谓《缙绅录》？《缙绅录》就是清代官场流行的官职姓名录。由书场逐年刊行，详载内外官吏姓名、籍贯、出身等，《辞海》中的《缙绅录》在《红楼梦》里叫做“护官符”，小说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有详细生动的介绍描写。

做地方官须臾不能离开这“护官符”，做京官的就更离不开了。因为京城的情况比地方更复杂，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大祸。在17世纪曹雪芹所处时代，“护官符”在地方上还仅仅是抄来的“私单”，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在京城已经成为市场上公开出售的商品了。

庄虎臣在荣录堂时是这项业务的大拿，把它带到荣宝斋来，自是轻车熟路。他意识到这项业务对刚刚启动的荣宝斋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他个人的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花了不多的银两，从把兄弟袁宝三那里买了个“候选从九品”官，并买通了宫廷里的关节。当朝廷官员每天穿着朝服去上朝时，他则穿了那胸前有“补文”的官服到乾清宫门外去抄录朝廷公布的官员任免名单。因为朝廷每有新任免官员，就在这里张榜公布，而老百姓是不能到这儿来的。因为他是直接从内宫抄来的第一手资料，既准确又及时，加之精心制作，精美可人，所以荣宝斋的《缙绅录》是同行中最权威、最出类拔萃的，很快成了京城大小官员的抢手货。由于朝廷命官经常变化，荣宝斋的《缙绅录》也随之不断补充、更改，重新出版。官员为了掌握不断变化的情况，每新出版一册都必须买，所以白花花的银子哗啦啦地往荣宝斋的柜里流。

庄虎臣还开设“帖套作”，开创纸类再制品自产自消的新局面。荣宝斋创号的第三年，即1896年在井院胡同2号创办“荣宝斋帖套作”，制作各种纸制文房用品，如大八行、小八行信纸，各种封套，印有精美图饰的诗笺、信笺，及宣册、素白印谱等等。现在荣宝斋美术馆还完整地保存着1896年印制的《七十二候笺》和《二十四节气封套》。这类商品，过去是从别的铺子趸来的，先被人家剥了一层且不说，品种和质地也受人制约；现在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自行选料，自行安排品种，做到适销对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特别是一种供来京应试的举子考试前练习用的白试卷，更受到举子们的青睐。这一举措，也使荣宝斋的进项陡增。

这项业务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却是庄虎臣意想不到的。因自设“帖套作”，延聘雕版高手戴广斋、印刷高手王月轩，收徒传艺，从此荣宝斋成为继承发展我国雕版印刷艺术的基地。百年来，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传统艺术在荣宝斋始终受到保护，得以延续，不断提高。20世纪30年代，荣宝斋印制的诗笺被鲁迅、郑振铎称为“琉璃厂诸笺肆之‘白眉’”；运用这种传统技艺复制中国画，开创了雕版印刷艺术的新纪元，而这些开创新纪元的高级技师，都是戴广斋和王月轩的再传弟子。

另外，率先在南纸店中为书画家挂笔单，这是庄虎臣展现荣宝斋活力的另一举措。

挂笔单，是书画家自选或由名人推荐在南纸店挂出其书画、篆刻的价格表（也叫润笔、润格、笔墨费），由店方代为收件、付件，并为作者收取酬劳，而店方则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

清末民初，从清廷到民国政府中退下来的达官显贵中，有不少能书擅画，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者，而处境和心态却不同：有的为了标榜其“宦海归来”“两袖清风”装模作样地要卖书画，来证明他“确实”生活不怎么样；有的在位时的确是两袖清风，退下来后，经济比较拮据，需要靠卖书画来补贴生活；有的虽不需以卖书画表明其“清白”，也不需以此来补贴生活，但求书画者多，却之不恭，应酬吧，又不胜其烦，需要有某种办法来替他“挡驾”。此外，还有不少依靠卖书画、篆刻生活的文人，如寿石工、祝春年、陆和九等书画篆刻家。

庄虎臣在同这些人的交往中了解到他们的需求，率先为他们挂笔单。通过这一举措，解决了他们之所需，并联络了一批书画家，也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自然，这也为荣宝斋开辟了一条赚钱的途径。

后来其他南纸店也挂起了笔单，但都不如庄虎臣和后来的王仁山做得好。

庄虎臣于1922年去世。为了报答这位拯救张氏祖业的功臣，张家决定：十年内按他在职时的薪金额每月照发给其家属，并保留红股一股半，名曰“酬劳股”。还将庄氏遗像悬挂店内，由东家撰写赞词于其下，以纪念庄氏和激励同仁。这在琉璃厂以至整个北京城，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节选自郑茂达《百年荣宝斋记忆·求生存开设荣宝斋》，荣宝斋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