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道光二十年(1840)至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京生活了十二年。根据其《日记》的描述，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曾国藩逛厂肆，常常是流连忘返。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四日日记云：

饭后，拜客数家，走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日日记云：

早起，约岱云同至琉璃厂买纸，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曾国藩多次到琉璃厂买书和纸，甚至为了争购一本好书，与人争执起来，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曾国藩对松竹斋的商品情有独钟。他在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六日的《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铺》日记中说：

店账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给他，不可全欠他。

曾国藩让幕僚庞际云（字省三）到松竹斋还账，并叮嘱可以少还点。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与松竹斋的关系十分之密切。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八月初八日《与纪泽书》曰：

松竹斋军机信封五寸长者、六寸长者、七寸长者三等，各为我买百封并签子。

曾国藩要儿子曾纪泽替他到松竹斋买信封，五寸、六寸、七寸长的各买百封，数量颇大。

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加王镇墉片》说：

此间所用信笺多不如意，上次在松竹斋所买者亦不甚好。甥为我代买佳者，大约较常用之笺横宜加宽，蜡宜稍薄，纸质宜厚宜细而已。

曾国藩指出上次在松竹斋所买的信笺不甚好，委托外甥王镇墉重新购买，特别强调要“横宜加宽，蜡宜稍薄，纸质宜厚宜细”。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公务繁忙，所需信笺庞大，他对信笺的质量非常讲究，特意嘱咐外甥到松竹斋挑选品质上佳的信笺。

曾国藩不仅到松竹斋购买纸张，而且还邀请松竹斋的师傅到家里装裱字画。汪衍振《曾国藩的升迁之路》说：

按大清老例，只有官内有大喜事，或该大臣有大功绩的时节，皇上才会对该大臣赏上几个字，还多是太监们代笔。无非盖了御印而已。一个病中的皇上一次为一名四品官员用七天的时间写上四张条幅，这在大清尚不多见，道光年间，更绝无仅有。只此一次。这种圣恩，说是百年一遇，绝不过分。

曾国藩回到府邸，在书房静坐了许久，神智才渐渐清醒过来。曾国藩在京城是以持重、端庄、节俭而闻名的官员，遇到这种恩宠尚且几近失常，其他官员是什么样子，是大抵可以想象的了。

第二天，他到琉璃厂附近的“荣宝斋”字画店，请了裱画高手“一手成”老师傅张殿甲进府，用黄绫精精细细地把这四张条幅装裱起来；案子及用具是由“荣宝斋”移过来的。

张殿甲在曾府整整忙了七天，四张条幅才挂到早已打扫干净的正墙上。

道光皇帝亲笔书写四张条幅送给曾国藩，曾国藩特意请“荣宝斋”（此处应该是松竹斋）的装裱师傅张殿甲到府上装裱，其重视程度非同寻常。

不光曾国藩与松竹斋的联系紧密，其家人和门生幕僚，也经常到松竹斋买商品。

曾国荃（1824－1890），曾国藩的四弟，其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初五夜的书信中说：

此次四兄大人无信，因弟来省时，四兄正适自永丰归。下次写信来。排山处至今未来谢，我家送杭线绉袍料一匹，可值钱十千外。附闻。

八言雨雪宣对联二付

七言雨雪宣对联二付

七言雨雪宣条幅八块

七言雨雪宣条幅八块

冷金笺小条六块（一千六百的）

已上五项，烦甲山贤侄买就纸分送各处善书名公，写就皆落款。少庚行十五（即令亲贺吉甫也），公车归时即望付回为祷，大约须钱七八千，到松竹斋挂九叔的账尽可。此系清饭钱的，宜好好办就，至嘱至嘱。

曾国荃（在族中排行第九，人称“曾九”）要侄儿到松竹斋买笺纸，把账寄到他的名下。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1839－1890)，在光绪四年（1878）二月初十的日记中曰：

初十日 晴。辰初二刻起，静坐良久。饭后，加写片缄寄凌问樵。出城拜朱云甫，不晤。至琉璃厂、松竹斋一坐，蒋少谟处一谈。

此时曾国藩已逝世六年，曾纪泽饭后到松竹斋一坐，心情闲适。

​咸丰三年（1853），雷以諴(1795－1884)在《致王家璧书》说：

军书旁午，章奏频仍，前所带出折件，将次用竣，兹寄去银四十两，祈照另单向松竹斋购办，即交便足赍回，以应要需。

雷以諴，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军务纷繁，所带折件快要用完，特委托王家璧（1814－1883，曾国藩的幕僚）到松竹斋购买折件。

曾国藩多次在信中提及松竹斋，或还账，或置办信笺。受其影响，其家人和幕僚也常购买松竹斋的商品。曾国藩乃一代名臣，严于律己，做事情一丝不苟，甚为苛刻。其青睐松竹斋的商品，足够说明松竹斋在晚清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