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中，“策”主要的意思是指计谋，如：决策、献策等等；而“划”则指设计，如 ：工作计划、筹划、谋划等等。而在现代生活中，“策划”一词常常是指某个人与某机构对即将要做的事情制订出可行性方案。由于我一直是在做策展方面的工作，并深感其与自己对人生的设计与规划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故特将本书命名为《“策划”人生——我的写作与策展之路》。在这里之所以要给“策划”一词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在人生任何时段的“策划”都明显与时势有关。

其实，我在少年阶段对人生的设计并非是要做一个批评家，而是渴望当一个画家，并且为了追求这一目标，既有过一定的规划，也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参加了几届全国美展信心大增之后，却为提高文化修养而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批评家之路。真有点“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此过程中，陈方既老师对我的人生转向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我还觉得在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把我拉向美术批评——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吧！

1979年，也就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创作的中国画《在知识的海洋里》荣幸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随后，应《湖北美术通讯》主编陈方既老师之约，我与几位参展的作者都写了创作谈。那时我是用“生活决定创作”的反映论模式谈了我创作的过程。内容大意是说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小孩爬上书架找书的情节，不禁令我想起了读书热的大潮等等。没想到方既老师看了稿件后，竟然说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也许他不过是要鼓励一下我，我却当了真。随后又结合一个湖北美展写了篇文章寄到湖北美协，结果此文不但刊登在了《湖北美术通讯》上，还使方既老师产生了要调我去湖北美协的想法。那是一个风气纯正的年代，很少有大学生为找工作去找熟人、送礼品的！

本来，在大学毕业后我应该直接分配到湖北省美协的，但因为省美协方面未能与相关人事部门协调好，所以我的档案被错投到了武汉二轻工业学校——这使得我在毕业的两年之后才正式调入湖北美协。从此以后，我便与周韶华、鲁慕迅、陈方既、李世南、聂干因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工作、生活在了一起。出于崇拜他们的原因，我也努力地在各个方面模仿他们 ：一方面学习他们勤奋作画的精神 ；另一方面也学习他们对理论的钻研精神。久而久之，我居然对美术理论还真的产生了一点兴趣。

初到美协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还在做着当画家的梦，即还是在按先前的规划行事，所以业余时间主要是在画画，即便抽了些时间读书，也仅仅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而已。不过，在1984年以后，有两件事使我花在看书上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 ：第一，我的个人情感方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因实在难于安心画画，我常常去看书以使心灵得到慰藉 ；第二，在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美协从推动艺术变革的目的出发，创办了《美术思潮》杂志，而我又由于工作需要，出任了该刊编辑部主任。正是在与一些优秀批评家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理论知识的贫乏，为了和他们成为谈话对象，我便更加自觉地看起书来。

与传统的美术刊物不同，《美术思潮》十分强调艺术变革，此外还及时介绍了国内外新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现象。这使得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了中青年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欢迎。《美术思潮》的主编是彭德，副主编是皮道坚。他们两人思想敏锐，富于探索精神，加上为人极好，具有号召力，所以一些当今在国内十分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如祝斌、杨小彦、黄专、严善淳、李松等人很快便团结在了他们的周围，并形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率、十分有趣味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大家整天谈的都是学术问题，这遂使我对理论有了更深的兴趣。

也许是因为缘分，我与祝斌、黄专接触得要更多一些。说实话，我之所以很看重他们，最主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文化人没有的豪气。相信凡是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即总是把朋友的情义看得十分重。托他们办的事，他们一定会尽力办，没有托他们办的事，他们也会主动地办，一点不图回报！在他们眼里，朋友的事，再小也是大的 ；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的。每当看到那些尔虞我诈和极端自私的人，我都会由衷地感到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是人生的幸事。可惜祝斌、黄专先后英年早逝。以往，即我在深圳工作期间，只要回武汉或到广州，一个固定的程序是要上他们的家，与他们聊天，如今他们竟然离大家而去，想起来都让人心痛…… 

祝斌与黄专都是十分有学问的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记得他们当时不仅痴迷于贡布里希的理论，而且有意识地在运用贡布里希的观点写文章。受他们的影响，我也看起了贡布里希的书。说来也奇怪，以前只要看大部头的书，我都会犯困，但贡布里希的书却令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他的理论——如图式修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方法，以及具有历史感的问题意识都让我很是信服。在接触贡布里希的书之前，我对不谈形式、光谈观念的空头理论是深恶痛绝的，结果也滑到了形式主义的泥坑里。而贡布里希给我的最大启示是 ：艺术的形式（语言）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内部问题，只有将其放在艺术史与现实文化的大框架中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是把贡布里希的一些文章当作批评文章来阅读的——如他研究达·芬奇、拉·菲尔或康斯耐勃泰尔等人的文章等等。再往后，我还把贡布里希的研究方法借鉴到了具体的艺术批评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我面对当代艺术时，又有意识地借用了巴特尔的符号学理论后，我才在某些方面逐步偏离了贡布里希的研究方法。

1984年，我的国画作品《我们这栋楼》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5年，我的另一件国画作品《知音》也参加了“国际和平年青年美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理论热”压抑的画家梦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边画画一边写文章。祝斌见状告诉我：“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出击，肯定难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还对我说：“如果把工作与个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你应该在理论研究上多下些功夫。”祝斌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于是使我重新调整了画画与理论的关系。自1986年起，我已经基本是以做批评为主，画画为辅了。这也意味着，由此时起，我不仅已经转向，即“半路出家”了，而且对自己今后人生的策划也随之出现了变化。由于体会到“半路出家”是对我人生的真实写照，故近年我不仅以此为名出过一本书，还办过两个与本人事业发展相关的艺术档案展。有朋友至今还在为我惋惜，我自己有时也会感到些许遗憾。这些年来，每隔上一段时间，我都要做一些有关画画的梦，我现在也不敢说我的转向是否正确，但我完全可以说，搞美术批评让我结识了一些十分优秀的老师与朋友，仅是这就足够了！

1993年初，就在我准备调往湖北省美术出版社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大约在4月份，已经调往深圳画院的批评家严善淳在一次回汉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去深圳工作，据他说，深圳美术馆正在找一个搞美术理论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的家人十分积极，在家人的大力催促下，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去深圳试一试，同时托严善淳带了一份简历到深圳美术馆。再过了一段时间，深圳美术馆负责人在多方打听了我的情况后，决定让我试用一段时间。就这样，当年７月我只身南下，开始了在深圳的“打工”生活。

那时的深圳，文化氛围不是很好，加上我也不太习惯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外，故在干了几个月以后，我便向深圳美术馆负责人提出了要回去的想法。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深圳美术馆方面既热情挽留我，也很快办好了我的调动手续。结果使我处在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为此我几乎征求了所有朋友的意见，最后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终于举家南迁。

初到深圳美术馆，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我心想，人家既然如此重视我，我就应该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来，正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也。当时，我看了许多介绍国外优秀美术馆的资料，也很想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我的一些想法实际上与当时的领导不太吻合。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及时调整了初衷，即在本单位的工作中尽力适应领导的思路，业余时间里则想办法在馆外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一段时间我是十分充实的，不但出版了三本专著，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主编出版了6卷本的《中国当代美术图鉴 ：1979-1999》等书，还组织和策划了一些重大的艺术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各种学术活动，我又接触了一些新的朋友。而在这些朋友中，孙振华和杨小彦无疑是与我最相投，又对我帮助最大的人。这两个人与祝斌、黄专一样，是集学问、智慧、义气、责任感于一身的人。与他们交往，我受益非浅。换一句话讲，即使他们没一点学问，仍然是值得交往、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孙振华由于在深圳工作，所以我与他的接触也就要多一些。好多年来，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在一起谈学术，一起策划展览，一起喝茶聊天，有时还会合作写文章、写书。说真的，在功利滔滔的南方都市，更多的人是关心如何赚钱，能与这样的朋友经常进行精神方面的聚餐，实在是难得！

2002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时来运转的一年，真有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感觉。第一是我评上了正高的职称 ；第二是在新馆长王小明上任后，我的一些想法更容易实现了。也正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两年，我先后策办了“观念的图像”与“图像的图像”等当代油画展，以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学术活动，还编辑出版了一些画册与理论书籍……

可惜世事无常！2004年，王小明馆长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则调来了一个新馆长。本来，上面安排我作为艺术总监是主持艺术展览方面工作的，但由于新馆长的专业是画山水，而我又主要是做当代艺术，这就给展览与活动的安排带来了麻烦——显然，深圳美术馆再也不可能像王小明馆长在馆时那样专门做当代艺术了。我曾经认为问题相当严重，就找孙振华聊了此事。他说，这很好办，你可以向新馆长把话说明白，你以后就不再操办馆里的事情了，专心写书或做自己的事，如此你们两个人都好。后来我按此思路主动找新馆长谈了话，于是也赢得了八年多自由写作的时间。此一阶段，我不仅策划了一些展览与活动，如“墨非墨”与“墨变”等重要学术展览，也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等等。假若我当初为馆里的工作去你争我夺，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这次转机对我来说相当重要，即把自己从权力的游戏中撤了出来。从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陷于绝境时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可能会换来更大的天地！

2014年1月，按规定我办了退休手续。也是在这一年，武汉中电光谷创办的合美术馆于9月挂牌正式成立。受黄立平先生的邀请，我先是策划了开馆展“西云东语”，接着于 2015 年元月正式做了执行馆长。黄立平先生是一个有情怀、有修养、有思想、有格局的人，在他与中电光谷，还有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八年多来，按国外先进的办馆经验，合美术馆展开了相关工作与探索。由是，以前在体制内很难做到的事情不仅都做成了，还得到了同行的好评。合美术馆的学术定位是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在具体的运作上，主要从两极努力 ：一是侧重于做优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案研究 ；二是努力推介优秀的艺术新人。除此之外，合美术馆还与湖北美术馆等单位一起做了“@ 武汉”等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活动。在这样的具体过程中，我充分享受了多位好友与老同学的友情，并得到了他们各方面的帮助。在与他们工作、喝茶或聊天的美好时光中，我无论于精神情操上，还是于思想境界上，都得到了有益的升华。看来古人说落叶归根还是很有道理的！在人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有一帮相交多年的好友与你生活在一起，并干着共同热爱的艺术事业，这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啊！记得在2004年的一天，我曾当面感谢王小明馆长对我事业的支持与帮助，进而促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小小高潮。她听后哈哈大笑，并祝我迎来人生的更大高潮。无疑，她的话是应验了。如今我既在努力做着合美术馆的工作，而且还续写出版了《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当代艺术全集 1978-2008》。非常非常的开心！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上苍 ：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总是会给我以很好的机会，并让我碰到难得的贵人！ 

孔子曾说“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人到60岁时，观点已经完全形成，可以听得进去一切意见和论调。问题在于，我与所有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因为生长在没完没了的特殊年代中，所以在正当学习之年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可先天不足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加上是“半路出家”之人，故使我对学术上的许多问题都没搞清楚，也就是说，我本人离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个人成熟观点与体系还差得很远。“知不足，乃识途。”我还要努力地学习下去、探索下去。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和朋友们相差得太远。当然，我也很清楚，尽管我有很重的绘画情结，而且批评这个行当在业内也不是很好听，但因人在江湖，已是身不由己了！在此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热爱批评与献身批评。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说得对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以上文字既对书名做了一点解释，也简略谈了自己的从艺经历，以下再简单谈谈本书的结构设计。其实，在我学术转向后，艺术经历既包括“出版与写作”，也包括“艺术展览策划”，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又时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为了写作与阅读上的方便，我有意将本书分为“出版与写作”“艺术展览的策划”和“相关背景”三个部分。具体而言 ：在第一部分中，拟主要结合有关艺术史的写作来谈，另外也会谈一谈有关六本批评文集的出版 ；在第二部分中，重在结合策划中国当代水墨展、中国当代油画展、中国当代艺术家研究展这三个系列来谈——有少数策划的相关展览会顺便带一带，其它策划的展览与活动则会略去 ；在第三部分中，包括我在各单位工作时留下的诸种档案资料。此外还有我参加各学术活动的发言手稿、多年来的工作日记等等。因为时间过于仓促，许多文献资料一时也难以找到，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只好留待以后再弥补了！至于写作，本书文字在整体上拟偏重于描述，并力求以平实的方式介绍我工作的经历与感想，使读者感到可读、有趣，相信再配上少量图片与有关图注，读者们能够喜欢！当然，如果本书对青年学子，特别是那些学习艺术理论或策展的青年朋友有所帮助，我会不胜高兴之至！

编辑 | 张敏

注：本文为鲁虹即将出版的《策划人生——我的写作与策展之路》序言。

（鲁虹撰文  文章转载自艺术品鉴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