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位置：中国国家博物馆南4展厅

展期：2023年6月16日举办开幕式，次日起对公众展出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

协办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吐鲁番博物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和田博物馆、玛纳斯县博物馆

2023年6月16日，“交融汇聚——新疆精品历史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并向公众展出。

展览分为“亘古悠长”“万里同文”“互鉴融通”“交相辉映”四部分，展出新疆精品历史文物209件（组），其中一级品达52件（组），包括彩陶、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锦绣服饰、简牍文书、毛罽氍毹、绘画雕塑、印章钱币、碑铭刻石等新疆文物主要品类。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丝路重要廊道，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自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拉开了历代中央政府设官置府、疆理西域的历史大幕。在长达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展览遴选新疆地区相关文博单位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新疆精品历史文物209件（组），其中一级文物达52件（组），约占1/4。包括彩陶、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锦绣服饰、毛罽氍毹、简牍文书、绘画雕塑、印章钱币、碑铭刻石等新疆文物主要品类。

重点文物包括虎纹圆金牌、八龙纹金带扣、箜篌、蓝地人首马身纹缂毛布、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论语·尧曰》古注本(《孝经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伏羲女娲绢画、树下美人图绢画、清人平定准噶尔图卷等，不胜枚举，这些精品文物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体现丝绸之路上文化的交流互鉴，异彩纷呈。

展览通过展示新疆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史实。通过展览，观众可以更深入认识到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新疆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

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亘古悠长、万里同文、互鉴融通、交相辉映。

一、亘古悠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多学科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新疆地区发现的彩陶器、玉器、金属器、玻璃珠饰、金饰品、丝绸等珍贵文物，昭示了新疆与中原间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人群的交往交流，同时实证了商周时期新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

展览现场  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余冠辰

展览现场  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余冠辰

二、万里同文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新疆出土的简牍文书、印章钱币、碑铭刻石等重要文物，是国家治理和统辖新疆的力证，是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的铭记，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

三、互鉴融通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展览现场  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余冠辰

百年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揭示，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兼收并蓄、精彩纷呈。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天山南北的许许多多的绿洲城郭和草原汗庭，汇集了来自内地的汉人，还有贵霜、安息、大宛、康居、天竺、波斯、康国和安国等地形形色色的远方来客，其中有使者、戍卒、商贾、僧侣和移民。

汉唐锦绣服饰、毛罽氍毹、生活器用、乐舞文娱、绘画雕塑等遗珍，胡风汉韵和殊方风物汇聚，再现了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卷。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四、交相辉映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历史上，汉语言文字是我国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使用的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古文字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

丝绸之路上思想的交流、文化的借鉴、宗教的传播，形成多教并存、交融并存的历史特点和主流；多文化艺术为后世留下了风格各异的文化宝库。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历来高度重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切实发挥博物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作用，不断促进各民族间文化认同。衷心希望广大观众通过本次展览，能够真正认识到新疆历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历史，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团结一致，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共同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绚丽长卷。

此次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共同主办的。

重点展品精览（图文资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虎纹圆形金牌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直径约5.3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金牌饰用圆形模压捶揲的方法制出一只凸起的老虎纹样，整体卷曲成圆形，虎前体作曲立状，昂首呈起跃式，肩部和臀部装饰螺旋纹，饰有飞翼，后肢朝上翻转，极富动感，属于典型的欧亚草原风格的纹样。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通高40.6厘米

1983年新源县71团渔场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武士俑是用红铜合磨铸而成。他头戴顶附弯钩的高顶遮沿帽，上身赤裸，腰间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双手环握，拳心相对，拳眼向上，手中各有一孔管，原应该有物件插入，双目凝视前方，显得威武有力。其形象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塞人，作为游牧民族，塞人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桥梁作用。

箜篌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音箱宽12厘米、通长75厘米、高28厘米

2003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吐鲁番博物馆藏

箜篌音箱颈和颈头为一根圆木挖削成为一体，颈头凿孔装弦杆。音箱长方形，底部中间有圆形发音孔，箱尾呈船鴕形，颈和音箱厚度相等，颈头略宽扁，孔中插弦杆，弦首有明显的五道系弦的痕迹。

八龙纹金带扣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长9.7厘米、宽5.9厘米

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较短，靠近前端有环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金质模压捶揲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设计繁缛，制作精湛八龙纹金带扣体现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权威，是“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实物明证。

此类金带扣流行于汉晋时期，出土龙纹带扣的地区既是该时期中原王朝的郡地，如焉耆国、乐浪郡，也是汉文化的影响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出现汉式穿云、浪龙、群龙纹不足为奇。以龙纹辅以掐丝、金珠等细金工艺，配“青碧、闵瑰”的宝石镶嵌手法，应是受到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工艺的影响。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直径12.3厘米

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夫妻合葬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镜圆形，桥钮。镜缘呈内斜的宽边，边缘与中间凸起的同心圆之间恰好形成凹槽。同心圆内饰两组图案：外圆是八个联弧，联弧间点缀小圆纹；内圆是围绕镜纽翱翔的四只蝙蝠纹，蝙蝠之间嵌“君宜高官”四个小篆汉字。纽孔内穿丝带。铜镜出土时装在绣花的绮套内，放在藻奁的最上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有类似形制的“君宜高官”铭文镜出土，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等亦发现有汉式铜镜，表现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长78厘米，宽28.5厘米

1973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该过所记述了石染典主仆3人，从安西到瓜州经商之事。“过所”沿途已经悬泉（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常乐（县治今甘肃瓜州县马圈古城）、苦水（今哈密市苦水驿遗址）等处守捉官验查过。“过所”上首处盖有“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处盖有“沙州之印”，尾部盖有“伊州之印”。

本件为两份过所，一份由石染典携带着由安西都督府发给的过所去瓜州进行贸易，“市易”结束后，他要返回安西，请求瓜州都督府发给他的过所。第二份过所是石染典在沙州领到的，说明他在沙州贸易后又要到伊州进行“市易”。从这份文书看，出入境商人申请“过所”，必须申报同行人、携带行李货物商品情况、经过鉴证、勘查“过所”，方可通行，并可入市交易。不仅生动展示了当时丝绸之路贸易过程和手续，也证明了当时唐代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了有效地推行。

土尔扈特银印

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

长10.8、宽10.8、高9.8厘米，重4.4千克。

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征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方形，铸有蹲兽印钮。蹲兽后足卷缩，前足支持地面，腹下空洞为钮穿。兽有眉眼及双耳，身上的毛皮为堑出。造型机警精巧，颇具动态。官印用满蒙两种文字刻出印文、监造机构，铸造年号及编号则仅用汉文楷书刻于印侧。

这枚印章是清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诸部首领封爵赐印的历史物证。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冲破沙俄的重重阻挠，历尽艰辛，万里跋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政府封赐渥巴锡“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 “乌讷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全印文就是“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其他东归蒙古首领也分别封爵赐印。该印即为其中的“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路盟盟长之印”。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长116厘米，宽48厘米

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原为一大型壁挂的局部，后被裁剪成一条裤子，两裤腿已分离。图案为“马人”，在蓝色地上，由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出人首马身的“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作吹奏状，身披兽皮向后飘扬；下部是在红色地上显出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武士深目、高鼻、厚唇，黑发曲卷垂肩，身着饰花带的红长衣。这种公元前后由西方传到新疆的缂毛织物所采用的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对中国唐宋时代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烟色狩猎纹印花绢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长44厘米，宽29厘米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织物为多块拼对复原,存左幅边，平纹地。主图案为一头向右奔跑状马，上骑一回首射狮狩猎者,马后为一立状张牙舞爪狮子,猎狗追兔,猎鹰捕鸟,以及植物环绕狩猎者。整个画面生动写实,气氛紧张。马的颈后部有烙印,应为当时官马的标记。图案上下连续,左右对称，反映唐代上层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情景。采用夹缬花板印花，先染绢为烟色,用模板夹紧织物,涂浆剂,除去深色,遗有浅白或浅黄色图案，洗净浆剂即为成品。这件典型的带有萨珊王朝风格的狩狮风格织锦是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结果。

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高19.5厘米

1976年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陶饮器上部分是平宽沿口，人首，下部是牛头式小圆孔。人首戴高顶螺帽，额广眉隆，鼻梁坚挺，上唇上的胡须外展卷翘，厚唇似合非合，面带微笑，下颌长须呈波纹。牛头接紧人首颈部，微微上翘。牛角竖立拢圆，牛眼圆瞪，牛嘴撮拢成小圆。饮器上下两部分内腔相通。

这种饮器造型源自来通（Rhyton），即一种末端采用动物（或人形）的角杯，来通是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常见流行的饮酒器具，反映了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

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高7厘米，横16.5厘米，重245.5克

1997年昭苏县波马墓地出土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金面具稍有变形，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成型，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面孔呈方圆形，阔面，浓眉，圆目大眼，唇微启，八字须，口、鼻、目及面颊系锤揲成型。眉毛粗长，呈柳叶形，系用金和红宝石镶嵌而成。眼部用两颗圆形大红宝石为睛，系用镶嵌工艺嵌入眼眶内并且铆接于眼眶上。面具素面有光泽，形象威严庄重。

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长24.5厘米，宽21.8厘米

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锦组织为夹纬经二重平纹织物，残存为织物的半幅。织物略呈长方形，一侧有完整的织物幅边，织物以绿色为地，显白色、红、黄色花纹。从残存看，全副为对称两列横式纹样。图案以灯树为主体。树的基干如台座，枝叶呈塔形，六只灯分三层作塔式排列。宛似带笑的人面，周边显白色光芒。灯树上部空隙填以向树而立的对鸡，树下面两侧为伏卧的大角双羊，羊的颈部系绶带。取谐音“吉祥如意”。该锦色彩鲜艳，纹饰图案对称，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变体宝相花纹锦云头锦鞋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长29.7厘米，宽8.8厘米，高8.3厘米

1968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双锦鞋，采用唐代最典型的变体宝相花纹锦组成鞋面，以黄色锦作地，其上织蓝色变体宝相花纹。鞋里用料为晕裥绦式绫。鞋底用线纳成，内衬黄色菱纹绮底垫。鞋的结构为大方圆口，鞋脸前口边沿缝缀三个小锦鼻，并用两根锦襻依次贯穿鼻孔连於后帮，以便穿着时束约鞋口。其造型的最大特点是鞋首以同色锦扎起翻卷的云头，内蓄以棕草，鞋头高翘翻卷，形似卷云，男女均可穿着。这双鞋保存完好，造型古朴，设计合理，是研究唐代制鞋工艺的重要遗物。

晋代（公元266年—420年）

长72厘米，宽22厘米

1965年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外佛塔内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该文书残存40行，约570字，中有残缺。文书出土的陶瓮中还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等文物。残卷起自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帅军伐吴，至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九月，魏伐吴，权“卑辞上书”，及魏文帝曹丕面书上。

唐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

长538厘米，宽27厘米

196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吐鲁番博物馆藏

此件文书为“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年”仅12岁的学生卜天寿书写，内容为《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它诗句等。有意思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卜天寿，在做完作业后，还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需侧眼看。”“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生动刻画出了顽童心理。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反而充满着人类心灵史今古相接的鲜活气息。从文献角度看，《论语郑玄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虽然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残本，但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子，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以及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唐代（公元716年）

1964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件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论语》手抄本的其中一部分，这一唐写本包括《论语》第二卷的《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等篇的残卷。从书体上看，为正书小楷，结构合理，笔法稳健，端庄秀丽。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抄本，其中大多为官、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西域虽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带，但依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代(公元618—907年)

画芯：长226厘米，上宽105厘米，下宽79厘米

1964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9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画上彩绘伏羲女娲上身相拥。画面中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二人共穿饰有白色横条纹的红色花裙，两尾相交，高鼻深目，颇具胡风。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是月亮,两边是星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是两汉丧葬艺术中常见的题材，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应是随着文化交流而传入西域的伏羲女娲题材的延续。

唐代(公元618—907年)

画框：238厘米，上宽109.3厘米，下宽89.5厘米；

画芯：纵222厘米，上横95厘米，下横76.5厘米

196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45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画用三片原白色麻布缝合，麻布本设色。彩绘伏羲与女娲上身相拥,下尾相交,伏羲,头戴撲头，穿紧袖内衣，外穿右衽宽袖黑色长袍，腰间束带，左手执矩尺，右手勾着女娲的脖颈。女娲发束高髻，穿紧袖衣和半背，下穿条纹裙，身披黑帛，右手执规，左手扶于伏羲的腰间。伏羲女娲头顶日内绘金乌，下端有象征月亮的玉兔、桂树和蟾蜍。四周绘云纹和星晨。

从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第一幅伏羲女娲画像起，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哈拉和卓墓葬群、交河故城曾陆续发掘出土上百幅伏羲女娲画像，年代均集中在晋唐时期，体现了中原与当地的文化交流。

双童图绢画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外框：纵73厘米，横64厘米；画芯：纵64厘米，横52.4厘米

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画面描绘了两个儿童正在青石满地、绿草如茵的户外玩耍嬉戏的情景。他们俩额顶留一撮发，袒露上身。下穿彩条带晕裥长裤，红靴。左边的儿童右手高举，似正放掉已获的飞虫，左手抱一黑白相间的卷毛小狗；右边的童子则凝眉注目，仿佛发现了什么正在招呼着同伴注意，神情急切不安。地面上岩石小草用线条勾画，敷染青绿、赭石。画中的卷草小狗即后世的哈巴狗，它的故乡在唐代称为“大秦”或“拂菻”的东罗马帝国，故称拂菻狗。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昌王鞠文泰又向唐王朝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由此证明早在吐鲁番的高昌王室奉献给大唐天子，是唐代从西域引进的新物种，后逐渐由王朝贡品演变成民间十分招人喜爱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