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首次系统呈现京津画派与海派绘画，展览立足于近现代艺术发展历程中这两个极为重要的画家群体的研究，同时注重梳理和呈现百年间中国画艺术思潮的发展，荟萃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陈半丁、徐悲鸿、张大千、溥儒、林风眠、潘天寿等艺术巨匠的近90件精品力作。通过艺术作品及相关文献的呈现，从文化背景、社会生态、画家群体、艺术面貌等多个方面切入，深入剖析京津、海派面对百年之大变局的应对方式，呈现两个画家群体的不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与城市发展、社会转型、文化裂变之间的关系，也力图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有所启示。

展览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联合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协办，并得到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嘉定博物馆的支持。

思想交锋 展现两大画家群体的文化选择

展览着眼于艺术思潮的梳理与研究，从京派和海派概念的溯源出发，剖析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文化阶层面对剧烈的社会重整、文化转型时不同的应对路径。

“海派”一词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上海地区，起初用来形容绘画、戏曲领域艺术形式的新潮流与新变化。最初“海派”具有贬义色彩，其词义社会生活中的流变，也让人看到了在社会剧烈变革下，文化的“传统”取向与“现代”取向之间彼此冲突又极力融合的一种样态。

与海派一样，“京派”是一个变化、流动的概念，是在北京和上海南北两个文化中心逐步确立中、与海派的对比与交锋中，逐渐成型的。这种对比起始于20世纪初的戏曲领域，针对“度越规矩”的“海派”京剧，讲求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的京剧相应被称为“京派”或“京朝派”。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和新美术运动重镇，北京地区的画家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相继成立了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松风画会、湖社，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京派”绘画的画家群体，也被称为“京津画派”。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将北京上海两地文学风貌的优劣之争引入公共舆论空间，这一论争使得京派与海派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

京派注重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动力和方向，而海派则注重对新需求、新潮流的拥抱。文献展分别梳理了两大画派的发展脉络。从社会变革与文化反思、赓续传统与现代转型、西学东渐和推陈出新三个板块，展现京津画派在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画学理论争锋；海派绘画则从江南风范和海派趣味、文人情怀与都市活力、摩登时代和守正创新三个板块，呈现从海上开埠到改革开放数百年的艺术思潮发展路径。

京派与海派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论争与思考，其影响绵延至今，现代化并非是在中西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滋长于自身文化土壤和时代文化潮流的多重因素之中，这一进程中的碰撞汇融所变幻出的文化形态依然令今人深思。

精品汇集 勾画百年中国画发展历程

展览汇集了多位近百年来影响中国画发展历程的名家之作，可谓星光璀璨。有京津画派民国时期的陈师曾、被称为“北平广大教主”金城的作品，也有后海派画坛吴昌硕1899年创作的《红梅图》，此后月余吴昌硕赴任安东代理县令，旋即辞职，“一月安东令”，从此走上鬻画为生的道路，为其定居上海埋下伏笔。

展览作品清晰呈现了20世纪中国画“推陈出新”与“引西润中”两种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京津画派整体上偏重于传统画学的振兴，力求在传统内部汲取力量以图发展，在清代正统派传统之外，或筑基宋元，或取法清代石涛等个性派，或得益于吴昌硕金石写意风，或借鉴古代刻石造像，探索出多种传统出新的途径，而这些以复古为革新的案例并不仅为京津画派所有，也是海派绘画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名家辈出的原因之一。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齐白石《松鹰图》、萧俊贤《着色山水》、溥儒《薜荔垂千仞》、张大千《始信峰图》、于非闇《画众生黑》、谢稚柳《松嶺霜红》等作品可窥见京沪两地画坛借古开今面貌之丰富。吴湖帆《碧海苍松》、胡佩衡《紫溪晚霞》、吴镜汀《华山南峰》、陈少梅《樱桃沟》、李可染《蜀山春雨》、陆俨少《晴麓横云》、唐云《养鸡场一角》等则展现出在新中国成立后融合写生之法的时代新风。

徐悲鸿、林风眠、叶浅予、蒋兆和、吴冠中等艺术家的作品代表了几代艺术家“引西润中”的创作理念实践。他们分别从西方绘画的不同角度切入，突破中国画的壁垒，探索中西艺术的融合，成为推进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

“推陈出新”“引西润中”两种方式在争流互补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画的发展和现代转型。

南来北往 相互影响的南北画坛

展览力图回到历史情境，还原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发展的艺术生态。两地画家往来频仍，美术社团、新式学校、美术展览、大众媒介传播都促使两地画家深入交流，两地画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促使画风相互浸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览特意以图表的形式列举了部分画家往来于京沪画坛的案例。

20世纪前期，陈半丁、陈师曾、王梦白等受教于吴昌硕的画家先后从上海北上定居北京，助推了金石大写意风北渐。

展览中有一幅北京画院收藏的吴昌硕题写于1920年的齐白石润例格外引人注目，可知齐白石初入北京画坛以砚田为生计其画价的基本情况。齐白石曾赋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难掩其对“缶翁”吴昌硕的尊崇之情。

此外，如张大千30年代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任教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与工笔画名家于非闇颇为投契，相互促进，其工笔画取法宋画，气息更为高古典雅。黄宾虹晚年定居北京期间，画风亦逐趋成熟。京津画坛多位名家曾寓居上海，如第一位在新式学校教授中国画的教师萧俊贤1928年辞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职后定居上海，并在上海鬻画授徒，举办过5次画展；叶恭绰在上海定居的十余年间，与吴湖帆在书画鉴藏、创作上相互影响。

展览总策展人陈翔这样看待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之间的关系，“譬如一个着中山装，一个穿西装。它们各自以机智而切身的选择、务实而有效的实践来积极应对变革大潮的冲击，它们既有共性又各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坚韧顽强和自我革新的生命力”。

今天回眸往昔，以史为鉴，可以启发当下，期待未来。